魏德聖:我一直覺得台灣需要一部像這樣子的史詩電影，陳述一個英雄、一個史詩。
台灣在很多的國際處境或者是在一個經濟開發的環境方面，都缺乏一個可以追隨的目標。那個目標，往往後來都是把一些政治人物給偶像化到一種奇怪的環境裡面。所以我一直覺得是不是能夠從歷史裡面找到一個精神、一個目標，可以提供一般的觀眾去思考、追隨。
就在我看到賽德克‧巴萊這個題材的時候，我把它寫成劇本。把歷史寫成一個劇本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，要重新開發新的角度，不能完全照著原本史料的角度去寫，不能有偏頗，不能只從日本人的角度或原住民的角度，或者是台灣意識特別強烈的角度，而是用一個俯瞰的角度去看一整個事件。
當劇本寫出來之後，其實也不是非拍不可，不過寫都寫了，寫的目的就是要拍它，它在當時的環境沒辦法拍，並不是代表它不好，或者是有太多的困難在，而是當時的環境不允許拍這個東西。《海角七號》之後，那個環境允許了，對我們來說那是一個很大的禮物，就是給你一個不可能的票房數字，告訴說接下來你應該做這個東西。當時我如果再說「好，我有這些錢，接下來我要做什麼什麼」的時候，人家會說「啊！你講了好幾年的《賽德克‧巴萊》就算了嗎？」所以也是有一點面子問題，不做的話可能會被說話。
然後當時的狀態也是想把它結束掉。已經講很久了，就想把它結束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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